迄今为止，人格以及人格权并未脱离古老的伦理价值属性，而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阿福尔特即指出：在日常语言中亦经常听说Rechtsgeschaft一词，证据显示，该语词组合似乎易于理解，其含义即为：法律上的交易（rechtl：iches Geschaft），与法律相关的交易（Gesehaft，welches Beziehungen zum Rechte hat）。[116] 这同时意味着，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不再仅仅是同一概念的简称与全称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法律行为已不能被视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简称，因为二者已非等值概念。

对于草案三稿的做法，各方褒贬不一，其中，陈盛清与林我朋曾分别以个人名义对草案三稿提出意见，他们分别代表了正反两种立场，颇具代表性。第一次民法典起草时的民事行为概念虽被用以取代法律行为，但正如前文所表明的，它不是法律行为之同义表达，毋宁说，凡能引起民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以及其他民事法律后果的，均在其列，根据第四草案民事行为写法二之另案表述，它具体可分为以设定、变更、废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者，以及虽不是以上述为目的，但由于其行为而引起民事法律后果者，前者相当于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Rechtsgeschaft），后者则涵盖法律行为以外的一切引起民事法律后果之行为，亦包括违法（如侵权）行为。在概念术语上，包括自然人、法人、债权、物权等在内的一切传统法律概念均消失无形，取而代之的是充斥着意识形态浓雾的政治经济术语，合同概念倒是得以保留，但它是实现经济计划、加强经济协作和便利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下174），当事人的自主意志不复得见。他认为：Geschaft一词来自于schaffen在西南德地区arbeiten的含义，因此，将Rechtsgeschaft中的Geschaft译成交易，实际上不尽妥当，因为其动词的含义最初应当是‘创造的意思，其他的义项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的意译，而汉语中的‘交字表示交叉、结交、相互等意思，‘交易表示买卖商品等意思。但是为了那个意思表示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就要意思表示是根据了法律并是依照法定方式表现出来底。

李宜琛：法律行为云者，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私法效果之法律要件也。）上述见解可在此后许多著述中看到，而成为学界通说。首先要考察人，因为如果不了解作为法律对象的人，就不可很好地了解法律。

转化为其自身职业利益或者其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悖离了法律人本应具备的中立无涉角色定位。在科层制结构中，每一个下级管理主体是上一级的管理客体。与此类似的是，检察机关虽作为准司法机关，但其所采取的也是类似的科层制权力构造，并且更加强调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服从。可见，为了顺应刻板、机械的案件请示活动，原本应当活跃于庭审之上的法律人，已经悖离了其作为法律人的基本活动方式，放弃了其能动的作用空间，异化为了汇报材料的资料编辑器与文字输入员。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下) ，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278至280 页。再者，就司法官员个人素质来说。

除上述一般意义的缺陷之外，案件请示制度对司法官员施加了负面的制度影响，使其逐渐与科层制权力构造同质化，逐渐令其被动甚至主动地悖离了其法律人固有的性质和角色定位。原文发表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4期，题目为《科层制司法与法律人的异化：从刑事司法探讨》。立法上对于案件请示制度并无明文规定, 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由来已久, 并已固化为法院的一种办案方式和审判惯例 14。首先，由于我国司法并不作为独立的存在，司法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要服务大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必须服务于各种目的，需要特别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甚至有时这种考量还要优先于法律效果。

  摘要：在科层制的司法组织构造中，司法官员逐渐悖离了其作为法律职业者的角色，具体体现为悖离独立裁量者身份，悖离法律专业素养，悖离了程序正义信仰，悖离中立无涉定位。法官从能动的裁量者，异化为了机械的汇报者。具体而言，是指立法者所确立的法定程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受到了规避和搁置，以致使刑事诉讼法的书面规定在不同程度上形同虚设。3、采取量化考核计分的方式进行，将各具体业务工作界分为若干可以量化的因子，以此衡量被考核对象在司法实践中理解适用法律和甄别审核证据的能力。

为了保障法官的中立地位和维持裁判活动的理性氛围，西方国家往往需赋予法官最为充分的身份、职务和福利保障，其在人事上的罢免、调动也都必须满足苛刻的事由并经过严格的决策程序。在现代法治的逻辑下，对法官审判活动的评价倾向于程序性的评价而非结果意义的评价，其所遵循的更多是一种程序正义观，而非结果正义观。

这种理念反映了我国固有的司法工具论思路，并且影响了我国的司法权力的形态。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律制度，其均有内在的价值追求和自生目的，比如宪法追求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国家公权力的制约、民法追求对公民意思自治的保障等等。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领域，异化现象的发生已屡见不鲜。此外，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科层制是一种对人的否定。法律人从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丧失了自身的专业本色，丧失了自身的职业操守。最基层的办案人虽直接承办案件，但却没有任何终局的决定权，充其量仅能充当汇报者和建议者。但是，用科层制架构司法权就像是一柄双刃剑，在保障司法机关高效运作的过同时，也使司法官员作为法律人的角色发生了悖离与异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三机关协调商量是已成为了完成考核要求的一大法宝 18。

法治发展的根基在乎于职业化的法律人，尤其是存在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内部的司法官员，他们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司法官员的法律人角色之悖离 科层制的内部权力构造，目前在我国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实务运作中，主要有两方面制度体现，包括决策层面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与考评层面的绩效考核制度。

而就对法官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问题来说，现代法治的逻辑是依靠诉讼程序的内在制衡机制，通过积极发挥诉讼参与人的作用，并且借助审判公开制度、证据制度、审级制度的功能以制约法官权力的滥用。案件请示制度，究其根本来说，是将具体案件的处理权通过行政审批的方式层层分配给司法机关内部数个层级的职权主体，乃至于分配给上级办案机关的相关主体。

进而督促办案主体其严格审查证据和核定事实，确保经得住后继程序的考验。悖离了法律人角色的法律人，将会成为既得利益者而与科层制司法捆绑在一起，对新进的法律人造成影响，从而使异化的范围继续传递与扩大。

在刑事诉讼法领域，这个问题尤其明显，突出表现就是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失灵现象。案件的一切实物证据和言辞证据，都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按照领导阅读的方便被归纳整理为统一格式的案件审查报告，进而通过层层递交审批的方式形成决断。8 左卫民：《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研究》，载《法学研究》, 2007年,第 6期 第94页。宪法和法律虽然也处于至上地位，但是绝非司法机关所遵循的唯一，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之忠诚甚至要优先于宪法和法律。

3.顺应请示汇报需要而异化行为方式。法官除了法律之外没有别的上司。

16 参见王怀明编著: 《绩效管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我国律师制度发展先天不足，公民个人权利意识与权利行使能力较弱，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缺乏理性。

此外，通过设定严格法官准入资格的方式，促进法官精英化，促使这个群体具备高超的法律素养与崇高的职业操守，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法官自律的作用，防范滥权和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办理专业理性大打折扣，直线型、事实性的非法学思维大行其道。

而且从客观而言，案件请示制度的形成也和长期存在的我国立法不完善，法官素质普遍偏低等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转参见《中国法院业务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和双轨制的逻辑及其问题》，艾佳慧 《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8年第5期(总第83期)P71 17 向泽选：《检察业务考评机制探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第18卷第4期2010年8月，第65页。在科层制的等级体系中，受约束的组织人员，其思维的弹性和思维活跃性受到很大的约束，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只有规则是唯一的，根本不允许组织中的个人有自己的思想。由于针对个案而逐一采取实质考核需要太过昂贵的成本投入，因而量化考核的方式被视为督促办案人员严格履行职责的权宜之计 17。

刑事案件检察院重视考核批捕率、有罪判决率等。2、考评结果捆绑办案人员及其部门职业利益的奖惩机制，诱使司法人员将办案结果与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于法律目的之上。

完善的职务保障与程序意义的评价方式，一方面能够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充分、理性地行使，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在案件请示汇报制度下，任何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工作重心不再围绕案件进行，而是围绕汇报的方便而进行。

屈从于上级的非法律思考逻辑，放弃了独立的法学思考，悖离了法律人的职业素养。其次，我国司法系统内部尚自充斥了很多未经严格法律训练的社招、军转人员，其职业素质的低下使其不具备独立行使裁职能的能力。